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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林党，是以较为正直的中下层官吏为主，因反对皇帝、太监和内阁的弊政逐渐走到一起形成的政治集团。
东林士人基本都是清官，基本都出身于中小官吏家庭，他们所代表的是中产阶级和贫民的利益。并不是现代一些人所说的代表“江南大商人的利益，个个富得流油却抗拒商税想，导致明朝国库无钱，导致明朝灭亡。”相反，他们的对立面是大商人，他们才是代表大商人的利益。
明朝皇权极强，皇权所派生出的宗室，外戚，宦官等利用特权大肆兼并土地，与民争利。皇亲国戚不用交税，内阁大臣逃税，东林党人建议少给皇亲国戚赐地，要向富商豪绅收税，从而减轻百姓负担。
因此，东林党人应是晚明政治中难得的一股清流。却无奈国家大势已去。
最近十年，网络史学界最大的历史发明就是将东林党变成了所谓文官集团，而阉党成了星辰大海的代言人。这种观点影响之大就连常常以内亚视角解读中国历史的某法医出身的历史博士也未能免俗。
但是历史事实是所谓“东林党”根本不能等于文官集团画等号，而且历史上也从不存在着齐心一致对抗中央皇权的“文官集团”。
因为中国自秦以后不是察举制就是科举制，而科举制中坐师于门生的关系又和东汉察举制几乎“无以异也”。而这就导致了朝廷之中会存在着多个以师生同门关系和乡党亲缘为纽带的一个个小圈子，这种情况在现代社会，尤其是实行代议制的大国也是普遍存在情况。因此如果说企图让政治生活中做到全国一盘棋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古今中外，政治家之间的党同伐异、恩牛怨李可以说是从来没停止过，而君王或最高权力掌握者利用这种相互倾轧来坐收渔人之利，加强自己手中的权力也是司空见惯，所以说将情况复杂的晚明败局一概归于“党争”，乃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结论。
其次，所谓“东林党”的概念很宽泛，事实上东林党如果作为一个派系其影响最大的应该是明神宗万历后期，短暂的光宗泰昌一朝和熹宗天启初年，至于崇祯一朝，其实自孙承宗于崇祯四年离开中枢之后，“东林党”对朝廷的影响力便几乎为零，根本无法与天启初年“众正盈朝”的大好形势相提并论。崇祯年间换内阁辅臣更换之频繁如走马灯一般，但“东林党”人却再也无缘于权力的游戏，几个比较大影响力的人物全部在南京陪都坐冷板凳，处于半下野状态。
最后，作为被阉党迫害而罗织捏造出的“东林党”，的确并非人人都是正人君子，但是以“东林有小人”为缘由而为魏忠贤为首的阉党鸣冤平反的就是无知无畏了。保守主义者的右翼史观可能对“东林党”人有些理想化的描述，在史料选择上有些偏袒。但现在这种对“东林党”人怀有某种阴暗企图的极端妖魔化就是彻底的歪曲甚至是“发明”历史了。
而所谓文官“奴性”就更是胡说八道。自古以来殉国尽忠者从来都是读书人居多，而自唐宋以来很捐躯沙场的将领也都是文官出身。至于到了甲申国变之后，被现代一些人批判为“奴性”的文臣之中也有着以倪元璐为首的几十位大臣从容赴死。
明毅宗确实说过“然皆诸臣误朕”的话，但是这一句的前面却是这位末路英雄的忏悔:
“朕凉德藐躬，上千天咎……”
都是士商大伐，而且还都是江浙沪的为主，其他的如徽党，晋党，楚党等被东林打压清理只能和阉党合作在一起。对于皇帝而言阉党是忠诚的，东林一党独大会危机君权所以没有打压任其发展抗衡东林，这本事帝王全术的平衡。没想到傻乎乎得崇祯一来就要弄死阉党。在明末国库没钱让捐钱，那时候基本都是东林人，一毛不拔，最后李志成入京这帮渣渣抢着拿钱换平安没想到全部都洗劫一边，痛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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