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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的史料已经很多很多了。我就说说大家不太留意的一个方面，对东北军“白送”给日军武器装备做一简要盘点，看看日军捡了多大的便宜。
图：“九一八”事变后被占领的中国城市和一些武器装备，有许多装备从东北军缴获。
图：东北军高层，左二为张学良。
东北军可以称之为当时中国军队的土豪部队，不仅海陆空三军齐备，拥有先进生产技术和极强生产能力的独立兵工厂，还拥有许多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武器装备等。
图：拥有先进火炮的东北军。
图：东北军的舰艇。
哈哈，九一八是济南惨案不抵抗的延续，是阎锡山东山再起的绝佳时机。
张学良入关后，反蒋势力失败，中原大战结束。阎锡山下野跑到日本人控制的大连躲避。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夕，阎锡山坐着日本人飞机潜回山西准备配合日本九一八事变而在山西反张。张学良面对两线作战压力，何况日本发动对天津的两次侵犯，张不得不把主力集中在河北。最后蒋许诺阎锡山为中央执行委员并且承认其在山西的特权。
最关键的是，918事变后蒋给张学良、刘珍年、叶楚怆的不抵抗命令对岸已经公开。
我就是不了解，副总司令下令不抵抗。总司令是干什么的？总司令不会否了副总司令的令？下令抵抗。相信东北军绝大部分都会听命予总司令的而去抵抗。况且已经有“一马占山，二马占海”正在抵抗。急等总司令正式的命令。
1930年4月，因为争夺地盘和军队编遣问题，蒋介石与冯、阎、桂三派军阀矛盾激化，爆发中原大战。双方战事陷于胶着，雄踞关外观望的张学良成为决定战局的关键力量。蒋介石派说客吴铁城以重金和“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头衔拉拢张学良。张学良审时度势，于1930年9月17日发布拥蒋通电，东北军精锐主力入关。而日本关东军趁东北兵力空虚之际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九·一八”事变。
在事变前夕，日军就不断挑衅，挑起事端，制造了“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7月，中朝农民因用水发生纠纷，日本警察打死中方农民多人，伤20余人，并在万宝山一带挖掘战壕，遍布地雷，禁止中国人通行，此事件史称“万宝山事件”。而中村事件则是日本间谍中村震太郎乔装成中国农民，进入兴安岭地区刺探情报，被东北军屯垦军第3团抓获被处死。日军以此为借口，宣扬武力报复，并不断进行军事演习，演习的课目就是进攻沈阳。驻守沈阳北大营的是王以哲的第7旅，王以哲奔赴北平协和医院面见正在养病的张学良，请求自关内回调部分兵力，以应对目前局势。张学良称，日本方面可能还是一贯的挑衅行为，还不至于大开战端。依据蒋的意思，还是不得抵抗，避免冲突。
1931年9月18夜10时许，日本关东军柳条湖分遣队长河本末守中尉带领守备队士兵用炸药爆炸南满铁路柳条湖段，并嫁祸中国军队所为。旅顺关东军司令本庄繁立即下令炮轰北大营。
此时，北大营中只有第7旅参谋长赵镇藩做镇。赵镇藩急电正在家中的旅长王以哲，王以哲告知与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相商后再作对策，之前不得抵抗。因张学良常驻平津，东北军政便由张作相代理，而此时张作相已因私事返乡，不在军中，所以军政事务全仗荣臻。
正当荣臻、王以哲心急如焚时，身在北平的张学良正在陪同美国武官在剧院看戏。张学良指示：慎重从事，坚决不抵抗。
此时，日军又使障眼法。照会南京军委会，称此举是日军军演，希中方勿误会。
面对第7旅官兵被惨杀，19日晨，赵镇藩率7旅官兵突围。5时，北大营被日军占领。600余人的日军占领了由1余万人驻守的北大营。6时，日军29联队在平田幸弘大佐的率领下，不战而胜，占领沈阳。
20日，南京国民党中常会发布《告全国同胞书》，宣布9月18日为国耻日。
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陆续沦陷，东北人民陷入日军的奴役之下长达14年。
此时，耳畔响起凌厉的防空警报。前事不忘，警钟长鸣。勿忘国耻，强我中华！
过去，我们提起“九一八”事变，总认为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乃是奉了蒋介石之命。但随着更多的档案解密，以及由张学良口述、唐德刚撰写《张学良口述历史》的公布与张学良晚年接受的各种采访等等。张学良都亲口承认，其在“九一八”事变中奉行的不抵抗政策，并非是奉命於蒋介石。而完全是其自身与东北地方高层官员的行为，乃是其对局势的误判而致。
那为何张学良对“九一八”事变会出现误判呢？其实，很重要的一方面原因，乃是张学良等人对当时日本政治的懵懂所致。其时的东北与日本的许多政治高层都有私下交流，获知日本的内阁高层与社会舆论并不愿意挑起战事。所以，当“九一八事变”发起之时，张学良便误认为只是关东军的寻常挑衅，如果下令抵抗，便会正中关东军的下怀。
但结果却是，张学良这么一让，却让关东军在东北大得手。而日本政府与民间得知关东军竟在东北取得如此成果，社会各方面舆论立刻转向支持战争。原先主张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不扩大事态的若槻礼次郎首相也被迫於1931年底下台，日本首相由犬养毅接任。
而犬养毅也对当时日本军方日益高涨的情绪而感觉到忧虑，指出应当整顿一下军中风气，还上奏天皇，提出将30名左右的问题军官免职，并且拒绝了日本军部成了“满洲国”的指使。结果，却是犬养毅於1932年5月15日被11名二十岁左右的海军军官刺杀在首相府。而紧随犬养毅之后的两位日本首相，高桥是清与斋藤实，也都死於1936年的“二二六兵变”。
从若槻礼次郎的内阁倒台，可以说明张学良获得日本高层并不主张挑起东北战事的信息是准确的。而从紧随若槻礼次郎之后的日本三位首相的最终下场，却可以说明张学良及一些东北高层人物并不懂日本的政治。决定日本政治走向的并不在日本内阁，而在日本军方，日本内阁对日本军方并无控制的能力。
纵观日本政府自明治维新到二战期间的整个作为，从大久保利通到东条英机，每一任日本首相都无法摆脱军方的影响而无法做到自主。内阁完全是被日本军方牵着鼻子向前走，而稍微比较理智的一些上层官僚也总是深感心有余而力不足，日本完全是一个失控的国家，而这得归结到日本的政治传统。
近代日本是通过推翻德川幕府而走向维新之路的，而幕府虽然被推翻，但传统的政治影响力却根深蒂固。在幕府时期，虽在名义上效忠於将军，但在地方政治上却是“政出各藩”，各藩的武士也只效忠於各藩的藩主，而并不直接效忠於将军或天皇。而明治维新，是靠西南强藩（主要是萨摩藩与长洲藩）推翻幕府通知的，后也实行了“废藩置县”。
但是，“藩阀政治”却是日本政治的最大特征，如萨摩藩势力主动日本海军、长洲藩势力主导日本陆军。日本军队的编制仍基本上按旧有的藩县地域编制，如仙台师团，熊本师团，大阪师团等等。都是日本“藩阀政治”的特征体现，而“藩阀政治”，其权力不在内阁，而在各方势力。
而自明治维新变革以来，日本的上层武士阶级陆续地成为了大财阀、垄断了日本的方方面面的资源与利益。但其中下层武士阶级却陆续破产，生活陷於困顿，成为改革的受害者，所以，日本底层更渴望通过对外战争而改善自身的处境。而上层阶级是既得利益者，他们本身并不愿意冒太多的风险而发动对外战争，反而会更理性一点。
曾经有一个日本教授感慨道，要是在偷袭珍珠港之前的任何一次军事行动前收手的话，日本都可以保住已获得的成果了。但是，整个日本的中下层阶级却如同发了疯的牛，在其筋疲力尽之前，任何人都是牵它不住的。张学良除了对日本政治的懵懂外，其自身缺乏胆色与才能，也是其不抵抗的原因。虽还不至於“小怜玉体横陈夜，已报周师入晋阳。”但张学良晚年回首其人生，却说道：“平生无憾事，唯一爱女人”。也可说明其对国家与民族缺乏责任担当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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