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中央财经大学证券期货研究所所长何强近日提交《关于“规范量化交易发展”和“支持量化交易”的提案》第三方基金销售机构开展基金投资咨询业务。”
何强表示，在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股市，个人投资占比较小，主要是机构投资和法人投资。机构间的量化交易是互惠、公平的。但我国股市以散户为主，相对于机构并无优势。量化交易从散户那里获取大量利益，这是不公平的。量化交易必须受到监管。
何强认为，本质上，量化交易的短线操作所获得的大额差价收益，是从千万股东那里获得的利益。量化交易盈利的主要方式是收获大量散户。以前组织用镰刀割韭菜，现在用智能机器人、联合收割机割韭菜。
在支持第三方基金销售机构参与基金投资咨询的提案中，何强表示，目前基金投资咨询业务发展存在一些问题。基金投资咨询覆盖的投资者范围较小，还存在“重投轻忽”的情况。如果有独立的基金销售机构参与基金投资咨询业务，将有助于解决上述问题。
量化交易对散户投资者不公平
何强提交了《关于保护股东利益、规范量化交易发展的议案》。
目前，量化交易在发达国家已成为趋势，美国、欧洲机构量化交易额已达到70%左右。
光大证券量化交易事件让中国投资者第一次感受到量化交易的巨大影响。年股灾期间，公安部查处了多家在上海设立的外资贸易公司。这些公司大规模从事股指期货量化交易，参与过度投机活动，导致股指期货大幅涨跌。量化交易再次给投资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近两年，我国股票现货市场出现量化交易热潮。量化交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规模不断扩大。几乎大部分机构都在进行量化交易。量化交易行业规模已超万亿，约占A股市场交易量的20%。
何强认为，从理论上讲，量化交易有一定的优势。可以增加市场交易量，促进股市活跃，有利于形成合理价格。但如果盲目发展，也会出现一些严重的问题。
事实上，股市量化交易问题已经引起证监会的关注。中国证监会主席易会满在年第60届世界交易所联合会大会暨年会上强调：量化交易和高频交易在增强市场流动性、提高定价效率的同时，还可以轻松实现导致交易趋同。波动加剧、违反市场公平等问题。
何强认为，我国股市量化交易属于金融科技创新，必须纳入监管范围，不能无序发展。特别是在股票现货市场，必须对数量交易进行一定的限制。
在发达国家的股票市场，量化交易发展迅速。我国为何强调监管甚至限制量化交易的发展？何强认为，在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股票市场中，个人投资占比并不大，主要是机构投资和法人投资。机构间的量化交易是互惠、公平的。
我国股票市场是一个以股票投资者为主的市场。股市开户人数已达2亿，其中99%以上可能是散户。投资者是股市中的弱势群体。他们消息不灵通，没有资金实力，更没有能力进行量化交易。他们在机构面前没有优势。
何强表示，需要注意的是，量化交易尤其是高频交易主要是为了获取短期价差，而不是依靠长期投资来分享上市公司的业绩。从本质上来说，量化交易的短线操作所获得的大量差价收入，是从千万投资者那里获得的利益。量化交易盈利的主要方式是大量收割散户。以前机构用镰刀割韭菜，现在用智能机器人、联合收割机割韭菜。
“我们一直强调要保护股市投资者的利益，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但是，面对量化交易，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很难得到保护。””何强相信。
何强表示，可以说，除了操纵市场的量化交易行为外，一般的量化交易并不违法。但不存在违法行为并不意味着公平。量化交易从散户那里获取大量利益，这是巨大的市场不公平。量化交易必须规范，加强监管。
至于具体措施，何强表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是明确量化交易的范围。量化交易的范围应该是股指期货、期权、指数基金、ETF市场以及国有银行等大盘股。但在股票市场现货市场上不能盲目发展量化交易。在大量散户占主导地位的现货市场，应当限制量化交易。
其次，建立量化交易准入机制。确定量化交易机构的具体资质、备案登记要求、交易算法、风险管理、从业人员专业能力等。
三是完善量化交易报告制度。应要求量化交易机构定期报告交易数据和风险管理计划，以便监管部门及时了解量化投资和高频交易的应用状况，防范相关风险。
第四，建立量化交易算法报告制度。量化交易监管的核心在于交易算法的标准化。监管部门应要求量化交易机构报告其算法和代码，同时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对量化交易进行分析。
五是适度提高量化交易手续费。量化交易中频繁取消订单会收取取消费用，这增加了量化交易中随意取消订单的成本，这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量化交易机构相对于普通投资者的交易优势。
最后，监管机构应不断进行监管创新，将量化交易纳入监管范围。通过市场调查研究，出台量化交易监管法规，充分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现代科技手段对量化交易进行监管。
建议授予更多第三方销售机构基金投资咨询牌照
何强还提交了《关于充分发挥独立基金销售机构优势支持公募基金投资咨询行业发展的议案》。
随着经济发展和国民收入的不断提高，我国公共资金的发展规模逐年扩大。年，公募基金管理规模升至25.5万亿元，首次发行数量创历史年度新高。然而，很多基督徒购买基金后却发现很难赚钱，甚至赔钱。
何强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中小投资者对市场风险的识别和判断能力很低。面对大量的基金产品，他们“无法选择”、“无法坚持”，需要专业投资顾问的帮助。在此背景下，年10月，证监会启动公募基金投资顾问试点。
试点两年来，共有58家机构取得投资顾问试点资格并逐步开展运营。据证监会统计，截至年7月，公募基金投资咨询试点机构服务资产总额超过500亿元，服务投资者约250万户。试点结果表明，发展公募基金投资咨询业务可以更好地服务居民财富管理功能，为市场带来更多长期化、专业化、增量资金，促进基金业健康发展。
何强认为，目前，公募基金投资咨询业务发展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公募基金投资咨询业务覆盖的投资者范围较小。目前，我国公募基金个人投资者数量已超过6亿，大多数投资者尚未享受到公募基金投资顾问服务。其次，在投资咨询市场上，还存在“重投资、轻咨询”的情况。原因在于公募基金具有较强的投资策略和研究能力，但在投资者行为引导和需求研究方面积累不足。
何强表示，独立基金销售机构参与公募基金投顾业务，恰恰有利于解决上述两个问题。独立基金销售机构是以基金代理销售为主要业务的专业基金销售公司和独立金融销售机构。在公募基金投资顾问业务中，独立基金销售机构具有很大优势。
首先，独立基金销售机构依靠互联网思维和数字化运营方式，在触达用户方面具有天然优势，能够触达尚未服务但又有理财需求的长尾普通投资者。
其次，独立基金销售机构由于其固有的独立性和中立立场，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客户的利益，更有利于发挥买方中介机构的作用。作为“买方投资顾问”，他们可以更好地发挥“顾问”优势。
第三，由于互联网的开放性和便利性，独立基金销售机构更加注重用户的粘性和生命周期价值。通过长期的陪伴和投资者教育，他们与客户建立信任关系，增强他们的盈利体验，真正从卖方的角度实现。转移到买方位置。
目前的问题是，证监会批准试点的58家机构中，独立基金销售机构仅有3家。尽管基金管理公司已与独立基金销售机构开展投资顾问业务合作，但独立基金销售机构获批的公司数量过少，难以发挥差异化服务的业务优势。
为此，何强提出一些建议：一是建议适当放宽政策，支持独立基金销售机构更多参与公募基金投资咨询业务。目前，独立基金销售机构的持股比例逐年上升。超过三分之一的投资者选择通过独立基金销售机构购买公募基金产品。个人投资者认可并接受独立的基金销售机构。这为其更大程度参与公募基金投资顾问业务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鼓励更多独立基金销售机构参与公募基金投顾业务，可以更好满足普通投资者的财富管理需求。
其次，独立基金销售机构开展公募基金投资咨询业务必须规范运作，严防金融风险。独立基金销售机构开展投资顾问业务必须合法合规。他们可以在内部设立专门的风险管理团队，从机械角度设置防火墙，建立投资顾问业务的风险防控体系，并定期进行内部培训，提高风险防控意识。同时，我们与客户保持定期沟通，及时报告市场和基金投资组合的表现，帮助客户强化风险意识。最后，建立定期向管理和监管机构报告风险的制度，确保投资顾问业务的健康发展。
